今天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国内第一天放映。因为万达影城有一些促销活动，所以得以半价买票。（全价70元）

两则喜出望外，第一，这个电影居然能引进；第二，和原版相比，居然没有动太多剪刀。

我只看出三个地方的删减：
1、小贾马尔从粪坑里跳出来索要签名那段。截短了几秒钟，就是他钻进人群、把挡道的人一一推开的镜头。
2、少年萨利姆和贾马尔去妓院找拉提卡，被马曼等人拦住，马曼的话被翻译成“你知道这样一个娇嫩花骨朵值多少钱吗？”（英文原文是virgin）
3、还在这个情节，萨利姆掏出枪，要马曼跪下。然后就没了。（和谐掉了萨利姆说“你说过你记仇很在行的，我不能冒这个险”，随即果断开枪的几个镜头。）

本来打算说几句刻薄话的。算了。只动这一点内容，已经是进步了。

强烈建议看过的、没看过的，都去影院再看一遍。我们之前看了下载版，也许能理解为什么它能拿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导演，但只有在影院看，才能理解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摄影是怎么来的。

120人的放映厅，上座50人左右。考虑到今天晚上就播放6个场次，这个上座率已经不错了。只可惜，在片终刚打出字幕，观众就纷纷离场——难道他们以前没有在下载版中被最后那段车站狂舞打动吗？

收到一张明信片，看到之后我乐死了——

在乐山大佛外围，有一尊全身长达4000余米，由几座山体组成的“巨型睡佛”。这尊睡佛四肢齐全，轮廓清晰，宛如陷入熟睡之中，呈仰面朝天之势，姿态端详凝重。……“巨型睡佛”的形成，究竟是天造地设，还是古人匠心？

在《怪诞行为学》（中信出版社，2008）的第8页，作者丹·艾瑞里展示了这样一个实验：

设置背景是征订某本杂志。给不同的被试略有区别的两种宣传彩页，如下——

A彩页

    欢迎光临《经济学人》征订中心，请选择你想订阅或续订的方式：

   □电子版：每年59美元
   □印刷版：每年125美元
   □电子版加印刷版套餐：每年125美元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根本不会有人选择第二个选项。选择第一种的占16%，选择第三项套餐的占84%。——那么，如果把根本没人选的第二个选项去掉，会有什么影响吗？这就是另一张彩页的内容）

B彩页

     欢迎光临《经济学人》征订中心，请选择你想订阅或续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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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版加印刷版套餐：每年125美元

（结果是，去掉了一个完全没人选的选项，却给最终比例造成极大改变：选择第一种的上升至68%，而选择套餐的骤降至32%）

实验的结论是：一个没有人选择的选项，却影响了大部分人的判断。这个选项，可以叫做“诱饵选项”——因为诱饵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我们身边，也有差不多的情况——

某个客户终于打定了主意，揣了70万来到奔驰车行，准备下单买一辆C级车。销售看他意愿很高，而且也有钱，就对他强烈推荐90万左右的E级车。客户看过E，觉着确实比C好，很高兴，就问还有更好的吗。销售当然想多赚一点，于是就把客户领到了110万的S级车面前，客户详细了解了S的各种优越性能，发现这实在比C强多了……

你猜到结果了吗——客户最后什么都没买，连打算好的C都没买。

对他来说，S是一个很好的选项，但是超出了他的能力。他本来就不可能选择S，但是看过S之后，也影响了他对C的判断。于是干脆放弃了。S选项，可以叫做“幸福选项”——因为幸福总是可望不可及，但对比之后就对其他不满意。

无论是“诱饵选项”还是“幸福选项”，以零选率的表现居然可以极大影响整体结果，这都是人类非理性行为的体现。那么，如何可以利用这一模式呢？

1、当年李敖竞选总统，雷声大雨点小，最终得票率仅为0.13%，虽说他自己认为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是，有办法能再多得一些选票吗？有，那就是找一个“诱饵选项”也号称竞选，这个人要在很多方面和李敖很像，但是资历和能力明显比李敖低一截。这样，犹豫不决的那部分选票，在眼花缭乱之际，会发现这个诱饵选项很容易排除，对比之下李敖好多了……

2、如果你想追班花，但是又觉着自己太胖，那么，你可以掏一百块钱，让隔壁班里的超级大胖子写一个月情书给班花……

3、如果有某位员工想要离职，比如联系好了要进入某家咨询公司。你认为这条路不适合他，或者，你就是不舍得他走，但是，就你对他性格的了解，这时候劝阻或挽留都是没用的。怎么办？也许可以试试“幸福选项”——你对他说，想去咨询公司啊，挺好啊，不过，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直接进McKinsey或者Boston呢？Roland Berge也可以投简历试试啊！你想想，如果现在进入这些顶尖的咨询公司，那你今后的路会是怎样……

4、如果班花要离你而去，转投一位多金帅哥，那么，死马当活马医，你可以请朋友中最阔最帅的那个家伙，也来掺活一把，结局会有变化也未可知……

5、如果小孩子一定要买某个玩具，但是你不想买给他，你可以______________

6、如果你特别想进入某家公司，而你知道你和另外一位候选人的情况各有千秋，你可以___________

7、如果你老婆读完这篇文章，认定老熊是太狡猾的家伙，劝你跟我隔袍断义，你可以___________

以下为摘录。原文题为“与我们相处的那些人塑造了我们”，来自科学松鼠会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有许多现象都可以由某种尚未明了的机制在社交网中传播。这些现象里包括快乐与抑郁、肥胖症、酗酒或烟瘾、不健康的状态、是否乐于参加选举、对音乐和事物的品位、对网上隐私偏爱与否、甚至自杀倾向。

并不是每一个你认识的人都有相同的效果。你与他人关系的性质决定你受他人影响的难易程度。譬如，距你几公里之内的好朋友如果变得开心，你变开心的可能性将增加60%。隔壁邻居的影响力将折半，而附近兄弟姐妹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折半。令人惊讶的是，同居配偶的影响力不到10%。这与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暗合：社交传染力在同性朋友之间传播得远为有效。

快乐这样的东西怎么会有传染性？
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下意识地模仿身边他人的面部表情、言谈方式、姿态、身体语言和其他行为，而这种模仿行为往往相当迅速而精准。通过神经的反馈作用，模仿者就感受到与其所模仿的行为相联系的情绪。
面部表情越强烈，给观察它的人带来的情绪也越剧烈。

当我们意识到社交具有传染性的作用之后，我们可以找到抵消坏影响或让社交影响为我们服务的方法。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社交圈并借此影响自己的生活。

建立健康社交网的五要素
1、谨慎选择朋友。
2、选择与哪些朋友相处时间更多，比如，和精神积极的朋友一起玩，而不是终日懒散的宅男宅女。
3、参加一个拥有榜样般成员的俱乐部（比如爱跑步、爱烹饪健康食品的人），并和他们交往。
4、如果你和一些具有你不愿有的情绪或行为的人打交道，试着避免模仿他们的面部表情或身体姿态。
5、总是留意社交对你的影响——并牢记，做一个社交动物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好事。

我们总是易于受到我们身边人所作所为的影响，所以请尽量保证你身边围绕着正确的人。记住这句新格言：与我们相处的那些人塑造了我们。

下文转载自北京女病人。各取所需，老熊在乎的是最后一段，可以通过别人讲的故事来判断他的性格、喜好、价值观。

其实，这早是心理学家的常用工具，在《把握你的职业方向》一书中，专门有章节写如何利用自己编写故事的方法，从而分析自己的职业价值观。

那么，更进一步，可以有意识的诱导对方讲他自己的故事，分析之，即可深入了解到这个人的偏好，并预测他日后的行为表现。
因为，多数情况下，人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使用的是右脑，感性居多，就算是修饰或夸张，也能体现他的价值观和性格喜好。而听的人，则需要用左脑，表面上凝视微笑，上身微微前倾，不时颔首以显示兴趣和倾听，大脑中却要理性运转（听到CPU风扇呜呜散热），暗自分析这个情节意味着什么，揭示了哪些，如果判断正确，那么故事接下来应是怎样。
有时候，可能会担心对方用精心准备好的故事来讲（在面试场景、销售场景和电视台名人回忆场景，常见这种精心准备的故事），那么，听者可以岔开到与当前话题（我这个人特强，我这个产品特棒，我的人生经历特崎岖）无关的故事上，从那些看似无关的故事的细节来判断讲述者的价值观和性格喜好，要比听他讲准备好的一套说辞，更为犀利和真实。

坏故事

这世道，男人比女人可要敏感、纤细、脆弱许多，并且温情而优柔。哈，我不是反讽，只不过是个不太客观的评价。女人们一旦沉浸进爱情，总是喜欢围绕着两个人现下的关系做文章，男人则永远离不开社会属性。他们会对着自己心爱的那个女人讲很多很多很多话，简直就是一部《我的上半生》聚焦回放。通常包括：不知所措的童年、迷茫的青春期、人生中值得骄傲的成就，以及那些曾经经历过的爱恨情仇、欺骗、伤害和背叛……

给自己喜欢的女人讲故事是男人的特权——若女人对男人讲起自己的初夜总带有几分猥亵之情，如果是被男方逼问的则更显得龌龊了。但男人对自己的女人讲起初夜，就凸显了青春期情欲的迷茫，他们若不是被年长的女子引诱就是对自己青梅竹马的启蒙者有种淡漠的怀念。而通常这个女人要是爱上了这个对她讲故事的男人，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母爱般的感情，想更加疼爱他理解她，女人的爱情中是包含了一部分母爱的，不是吗？那样才会有宽容、谅解和无私的情怀。

当下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倾诉的时代，男人们比以前更加话密了。我经常接到午夜醉醺醺的电话，熟识或几乎不熟的男人借酒壮胆，在心情郁闷的时候来和你倾诉遥远的故事，基本上我听过各种版本的童年阴影、少年迷茫和现下事业压力的版本，他们总倾向于用一个倾听型的女性来代替心理医生。以至于最后我只能刻薄的说：既然我对你这个人都没什么兴趣，那么你又何必拿这种完全与我无关的事情来烦人呢？谁想走入你的生活来着？谁想跟你的生命有什么交集？你的那些故事跟我到底有没有他妈的一毛钱的关系来着？！

只有爱着那个男人的女人才有心情听他讲述自己生命中的一点一滴须臾不可错漏；但男人们有时装傻的认为那不过是红颜知己。对女人来说，听了太多的成长经历，其实不亚于听了一个坏故事。俗话说，只要给他够长的绳子，他最终会把自己吊死。一个人讲什么故事，能反映讲故事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好像民间故事和传说描述了某种文化。

很多男人在描述以往经历的时候，总是讲述了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追求者是很多的，但是他从来都看不上她们，直到遇见了你；他上一个女朋友欺骗了他，背着他和别人交往劈腿导致了恋情的失败；他上一个女朋友是个极端爱慕虚荣的姑娘，对他实在态度差劲还使劲花他的钱；他拒绝了富有的女人的追求，只是不愿意失去自尊，并且只想和你在一起……经常听得姑娘们心有戚戚心里一股温情升起，恨不得更好的呵护他。但，其实每个这样的“坏故事”里都隐藏着他对你的诉求，若他总是批判别人爱慕虚荣，那么你最好不要在他面前提起一个钱字。所以，要善于分析一个男人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种类，是好故事还是坏故事。

Ph.D .Joseph M. Carver在一本书里提到，当一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你常常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的性格。听别人叙述自己的过去，让我们了解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想怎样讨好我们。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会讲述关于自嘲，讲好笑的故事。“坏故事”则讲述关于暴力，侵犯，冷漠待人，以及拒绝别人的故事。他可能会对你描述过去的恋爱关系，不管跟谁好过，他都会强调是对方背叛或者伤害了自己，而他对人家是很好的。他会吹嘘自己的暴脾气，因为本来就不觉得暴力倾向是错的。事实上他对自己这种“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态度还很得意。他将这种人定义为恋爱中的“loser”，仔细倾听这些故事——你会了解你最终会被怎样对待，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事儿妈”原是北京方言，指的是平日小肚鸡肠、动辄惹事生非的人，我这里借用一下，用来指一类书的作者和编辑。这类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取名不用大脑，就知道一味跟风，结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个性也给湮没了，其销路可想而知。

自从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一炮走红之后，不但作者不断自我克隆，已经出到了第六部，崇祯居然还活蹦乱跳的；整个出版界也开始了病毒式的复制，在卓越网搜标题含有“那些事”的书，一共有48部。

这些“事儿妈”书中，大都与历史相关。明朝是没人敢再碰了，但幸亏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频繁。于是，我们有了《战国那些事儿》、《汉朝那些事儿》、《三国那些事儿》、《六朝那些事儿》、《隋朝那些花花事儿》、《唐朝那些事儿》、《宋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慈禧那些事儿》、《民国那些事儿》。最过分的一本是《清朝皇帝那些事》，作者署名“当年清风”，不知道以为是当年明月的同门师弟呢。卓越网的搜索结果，让我略感欣慰的是元朝还没有被“事儿妈”侵扰，看来忽必烈的子孙余威尚在。正得意时，想起了“外事不决问谷歌”，一搜，立即凝固：“新浪博客长篇连载–《元朝的那些事儿》。”

生活类的书籍本来就紧跟潮流，所以当你看到以下书名的时候，不要感到奇怪：《身体那些事儿》、《说说中医那些事儿》、《男人那些事儿》、《男人女人那些事儿》、《单身中产女孩那些事儿》、《婆婆媳妇那些事》、《80后的那些事儿》、《留学那些事儿》、《职场里的那些事儿》。有人甚至把刘心武、肖复兴等人的散文编成了一个集子，叫《那些温暖我们的人和事》。如果这些还可以理解，那么程序员出书动不动就叫《Java编程那些事儿》、《UML那些事儿》，说明这股“事儿妈”之风已经把以前最纯洁的理工科生也给熏染了。

——引自王佩白板报博客

其实，图书出版界的跟风，早已如此，而且只要读者的辨识水平上不来，这一现象就无法改变。

一时难以改变的现象，除了讽刺它，还可以考虑怎么更好利用它。

我一位做商业图书的朋友，去年开始的策略是，对手下的畅销书，自己跟风自己。——与其让其他人抄袭，那还不如自己赚了这个便宜。

进一步想，美国图书界有著名的dummy系列，广受赞誉与追捧，那么，《明朝那些事儿》的出版商，怎么就没有预判到会有跟风的情况，然后干脆注册了“那些事儿”系列，自己请人把中国历史出全了，然后逐步扩展到生活、健康、IT领域？

真能做到这样，那这个故事不会出现白板报博客上了，而是会出现在营销案例教科书上。

继续矫正蛙泳的错误。“自学成才”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换气的方法不对。抬头之后不是马上吸气，而是要先有一个吐尽口中余气的动作。（以前游一会儿后会觉着气力不接，这是主要的原因。）
头能抬起来，不是靠胳膊划得范围大，而是靠抱水的动作。
抱水，手掌要深插入水。
腿，在飘的时候要有意识控地控制并拢。

自由泳，继续昨天的练习，甩臂和打腿，要练超过一千米才有感觉。
实际上，今天早上我的肩周肌群就在酸痛了。
然后是加上呼吸练习。
最后尝试了合起来游，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能游出差不多三十米了。教练夸我，说我进步是很快了。大部分人要学到第三次才能游出去。

和教练说好，后面我自己练习几次，消化一下，两周后再约时间进行指导。

花絮：到今天快结束之前，我的教练都没有下过水。后来，在我反复练习打腿的时候，有个帅小伙儿向她挑战比赛，比50米蛙泳。她让了小伙子20米，最后还胜出了10米。该小伙儿又提出，自己蛙泳，她扶板打腿（就是不用手），再比一次。啪的一声，只见俺家教练两腿放佛螺旋桨一般……大家彻底服了。

判断一个教练的好坏，可以看学员在上完课之后会不会说：如果早点遇到他就好了。

今天老熊请了一位教练，学习自由泳。就有这个感慨——要是早遇到她，前面半年的蛙泳就效果更好了。

她说我蛙泳已经游得挺好了，然后给我指出了一些改进点：

手臂摆动幅度过大，缩减一半，之后自然就可以做到要求的“肘关节永远高于手”和“抱水”。收的时候肘关节向内夹，就可以抱水了。
脚蹬得不要太用力。蹬出之后两腿要夹住。
头抬得再高一点点，主要是脖子再向上抬。口吸口吐。不要张口太大。
手脚并拢飘的时间再长一些。
要站在水中时，先两腿缩向胸前，然后两脚一起着地。

——天哪，这哪里是“挺好了”，简直是无一处没毛病嘛。不过效果是立竿见影，本来标准池的来回100米，我用4分钟，姿势矫正之后，就变成了3分钟。而且，轻松多了。

我还趁机请教了一些常识：
蹬边。蹬底。转身。
正确的戴泳帽和泳镜的手法。

其实，今天对蛙泳只是间歇点播，本次课程的主要内容还是自由泳入门。今天练习的内容包括：

陆上自由泳臂练习
陆上自由泳腿练习
池边自由泳打腿与呼吸练习
扶板自由泳打腿练习
自由泳呼吸练习

最大体会是——比蛙泳累多了。

明天继续。

做个小测试：

1、如果你听到某位中国科学家拿到了诺贝尔奖，你的情绪更可能是：
     A. 欣赏  B. 无所谓  C. 自豪

2、如果你听到某位中国官员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你的情绪更可能是：
     A. 愤怒  B. 无所谓  C. 羞愧

如果第一题你选择C，即你会为他解决了科学难题而感到些许自豪，而“自豪”是一种自指的情感，那么它从何而来呢？心理学上说，因为你觉着自己和他是同一类人，“与有荣焉”。

伊萨克·阿西莫夫曾描述人们观看一场比赛的反应，“当所有其他的因素都一样时，你会为与你同性别、同文化、来自同一地区的一方加油……而你想要证明的是，你比其他人要优越。你为之加油的那个人就是你的代表；当他获胜，你也赢了。”

这里，同类的标准不大会是同性别、同年龄、同星座、同喜好等，只是因为同民族。所谓“民族自豪感”。

——那么，第二题你选的哪一个？有没有一点“民族羞愧感”？

心理学家曾在一所大学做实验，随机给学生打电话，请他们告知校队最近参加的一场球赛的结果。实验得到了很有趣的发现：如果问到的那场比赛，是校队赢了对方，绝大多数学生会说“我们打败了休斯顿”或者“我们赢了”；如果相反呢，就变成了“他们败给了休斯顿”或者“他们输了”。

如果是好事，就厕身其中一起自豪，如果是坏事，就冷眼旁观出离愤怒。一旦意识到这是双重标准，就会觉出其中的可笑。

同样，若愿意分享同族的荣耀，自然也应当分摊同族的耻辱。

老熊两年前读过《朗读者》，从中感受到战后德国新一代人的复杂情感：对自己的父辈（那一代人要么亲手犯下罪行，要么眼睁睁看着罪行发生），他们无法像犹太人一样只是愤恨，他们羞愧。他们不能视而不见地忘记（似乎西方人就是不擅长遗忘，唉），他们也无法置身事外地批判。爱亦难，恨亦难。于是他们反省，并在反省中学会成长和学会包容。

电影版《生死朗读》中，有一个学生恨恨说道：“当他们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自杀？”——这种高高在上的批判，多么像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是吧。

看到诸位代表的种种扯淡，想到眼下乱世的历历弊端，回忆极左时代的全民癫狂，我是应该嘲笑、生气，还是应该羞愧、丢脸？

若背不起这许多族人的罪责，恐怕也只好一并推开身为炎黄子孙的荣耀：看两会我不骂人，看新闻我不嘲笑，看历史我不害臊，看文化我不自豪，看神七我不兴奋，看家宝我不感动，看台湾我不想着统一，看电影我不想着主义。

如果我看灾区的孩子会哭泣，那不是因为我和他们都是中国人，而是因为我和他们都是人。

作者：崔卫平

（关于008年两部反思德国纳粹的影片）

2008年出品的两部有关纳粹德国的影片《朗读者》与《浪潮》，体现了战后德国两代人对于纳粹灾难的反思，非常值得一看。在《朗读者》中扮演女主角的演员凯特·温斯莱特，因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这部思想性非常强的影片，能够问鼎商业主导的奥斯卡，实属非常不容易，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它确实很棒。导演斯蒂芬·戴得利2002年执导过那部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片《时时刻刻》。

《朗读者》（又译《生死朗读》）改编自小说，小说作者为德国人本哈德·施林克，战争结束的1945年出生，本行是大学法律教授。这一代人没有眼见纳粹暴行，但是他们是在纳粹留下的废墟中长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前纳粹人员当中长大的，他们的父母无一例外地卷入了那场灾难，虽然角色有别或程度不同。他们就是在这些人的呵护下长大，继承了他们的那份羞耻与罪责。

这份道德负担甚至比当事人本身还要强烈。不难理解，直接卷入和参与这场灾难的人们，他们所陷入道德上的混乱晦涩，并不会因为这场恶梦结束而终止，他们需要解释自己的行为，也需要为自己辩解，某种阴影始终会停留在他们内部。而没有做下任何事情的战后一代，在与过去的历史划清界限时，当然更有理由和更加理直气壮。这就是学者徐贲曾经提到的——在反思这段历史时，年轻一代德国人更加严厉。

到了风起云涌的1966年，声讨的浪潮达到了某个顶峰。小说与电影中均对此都有所描写。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已是法学院学生的主人，在面对审判纳粹残余时，表现了那样一种亢奋；“我们责无旁贷”。他甚至认为即使纳粹时期被贬黜的父亲，因为没有在1945年之后主动站出来检举那些作恶者，也“犯了知情不报的罪”。影片中的另一位法学院学生，则富有挑衅性地说出：“问题是你们怎么让这一切发生？在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刻，你们怎么不自杀？”

某种情况有些像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时的革命小将，面对这样那样“历史污垢”的父母，表现出一种大义灭亲的无情立场。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耻辱，也许更加令人耻辱。愤慨激烈的情绪，既体现了某种道德立场，也体现了与上一辈做切割的决心，我们叫做“划清界限”。当然，1966年的德国青年面临的情况，与红卫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明摆是面对错误历史。然而，一种彻底决裂的方式，一种“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方式，便是面对历史最为恰当形式吗？一种居高临下、道德优越感的立场，便是恢复重建战后精神道德废墟的一部分吗？

将这个语境顺出来，再来看这个故事，就变得容易一些。它是战后第一代反省他们自己的故事，是与他们同代人之间对话，也是与这个民族曾经的一段精神历程进行对话。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女主人公汉娜曾经是集中营看守，而且是一名纳粹党党员。战后她在公交车上当一名售票员，35岁时与年幼小男孩发生恋情，对方当时才15岁。这个故事因而拥有一个如同《洛丽塔》的外表，只是性别颠倒了一下。他们在一起除了做爱，重要的内容是朗读，年轻男孩不停地为年长女性大声读书，从《奥德赛》一直到契珂夫。这之后1966年汉娜作为纳粹残余坐在被告席上时，年轻小伙子体验着从未有过的复杂感情，他的天地发生旋转。据说这个故事在德国也引起了类似我们这里《色戒》那样的争议。

“请看清那些被告，你们找不出一个，会相信他们当年真的有权杀人。”法学院的教授说。与汉娜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妇女和男人，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旁听席上有一位妇女正在织毛线，而这项活儿，应该也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女性们同样擅长的。她们是在看起来日常生活的氛围和规则当中，做了杀人帮凶。  

汉娜与她的“同事”们看守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小集中营，每个月她们都需要挑选一些人送往奥斯威辛，六个人每人挑选十个，加起来一共六十，这个“算法”日常如流水，仿佛合情合理。而汉娜有些不同的是，她将挑选出来的某个年轻、体弱、纤细的姑娘，先“保护”一段时间，给她吃好休息好，并在晚上秘密度过一段时间。开始时人们不免狐疑，后来得知，这位姑娘同样是在为她朗读书本。当然她最终不会逃脱魔掌，汉娜还是将她与别人一道送往无人生还的地方。汉娜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为难之处。若干年后她还这样回答审判长的质问：“如果是您的话，该怎么办呢？”

最为恐怖的还是这件：汉娜等一行五人负责转移几百名“囚犯”，晚间歇在一个村庄，“囚犯”们住进了教堂。夜袭的飞机投下了炸弹，教堂成了一片大火，看守们手握着教堂大门的钥匙，但是没有人想到要将门打开，放囚犯们生还，结果绝大多数人被活生生烧死，生还者寥寥无几。为什么不开门，汉娜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是看守，工作是押送犯人，不能让她们逃跑。若是打开门，会出现混乱，怎样才能恢复秩序，我们得负责。”这样的解释并不构成年轻的法学院学生同情或倾向汉娜的理由。他的理由在别的地方。

审判到最后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法官要求汉娜核对一份重要报告的笔迹时，汉娜没有在纸上写下任何东西，而是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份报告是她本人写的，全然不顾这样做会给她带来严重后果。此时，旁听席上的法学院学生突然意识到，这个汉娜原来是一个文盲，她不会读写，这才是她多年听人朗读的真正原因。小伙子意欲帮助汉娜澄清真相，说出她是文盲这个有利事实，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突然止步不前。最终，汉娜被判终生监禁，而其余同伙只有区区几年的刑期。

年轻学生没有说出真相，没有运用真相而改变审判结果，这个安排非常有意思。他尊重这位女性的意思，是她自己想要保守这个秘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绝望的、颜面丢尽的女性，她不想继续当众丢脸，她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那点秘密，维持一个稍稍体面的外表，部分挽回属于她自己的尊严。尽管这给她带来更深的灾难和艰难局面，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是这样一个女性，她的这个要求便是不合理的。她的秘密应当得到尊重。认定对方是敌人，接下来便可以任意羞辱，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这个起点还蕴涵了其他一些能量，或者至少与这些东西相平行，互相提供支持。第一，说到底，在教堂烧死几百人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必须有人对此负责，这是肯定的。电影中提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相关的知识分子讨论中，有人提出“行政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那份致命的报告虽然不是汉娜写的，但是在整个事情当中汉娜仍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她不是无辜的，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

    第二，原来急于与上一代人划清界限的法学院学生，在保守这位女性秘密的同时，他与这个女性之间建立起了某个秘密通道，如同一个“攻守同盟”。这个“攻守同盟”并不是增添和隐藏罪恶（它恰恰通往承担责任），而是通过这个小小平台，年轻一代分担了上一代人的罪责、耻辱和历史负担，将这份特殊的遗产继承下来。不难设想，如果年轻人说出真相，那么他们之间便不再有任何联系，即使汉娜几年后出狱，他们也很难重叙旧情。而他帮助汉娜保守了这件秘密，他便与汉娜之间不可斩断，不管以何种方式。他后来多年如一日往监狱邮寄朗读磁带，保持与汉娜精神上的密切联系，包括对汉娜不识字这件事情负起责任。在历史负担面前，他不认为自己可以当甩手大爷。这样的立场，比起他的同学质问别人“你们为什么不自杀”所包含的咄咄逼人和道德优越感，要沉静、深刻得多。小说作者在接受访谈时说：“是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上一代人的罪责之中”。所谓“卷入”，是继续承担的意思，是觉得自己也有某种责任，而不是轻易地指责他人。这一点最为重要。

第三，汉娜的这份尊严感，一个罪人身上的这份要求，是否可以看作这个民族在滔滔恶名之下，试图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与体面？试图建立和恢复自己的那份不可侵犯的感觉以及荣誉感？正是这个东西，才成了战后德国人重建自身和家园的动力？汉娜珍视和维护自己的形象，年轻人帮她一道努力，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参与承担汉娜的罪责、继承历史负担的同时，也在试图保护那上一代人身上需要保护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将战前与战后的德国联系了起来，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包含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面临一些危险，但是故事显然触及了它们。这或许是这个故事引起争议的原因，也是这个故事在前人基础之上往前迈出的一小步。不能说是辩护——汉娜必须服刑，而是将问题在更加复杂的层面上展开，得到更加复杂深邃的表述。

在其他一些方面，这个故事直接继承了战后德国思想文化界对于纳粹现象反思的结果，比如汉娜·阿伦特的“平庸无奇的恶”。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并不是一望即知的恶魔，而毋宁说是一些看起来平庸无奇的人，当他们卷进了那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严格服从上级下达的每一项指令，不管它多么违反几千年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常识，比如不杀人。在上级命令和“规则”面前，他们表现得越平庸，越无所作为，其工作成越大、越光滑，破坏性也越大，从而他们自己身上的人性，也被没有人性的制度所吸收和取消，最终他们变得与这个制度一样丧失了人性。

人们身处邪恶而不知，阿伦特推荐的方案是“思考”，思考带有一种陌生的气味，意味着对于手头工作的一种“中断”，一种回望自己的开始。思考将自身一分为二，从而也得以与环境保持距离。通过思考获得道德生活，这是在极端情况下人们自救的第一步。从这个角度看来，影片中那个著名细节——汉娜原来是一个文盲，她请别人为自己朗读是因为自己不认字，除了剧情的意义之外，同时还有某种形而上的象征意义：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不会读写的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卑，非常有可能被别人的那些花言巧语牵着走，她无从思考，思考的基本前提（阅读）她不具备，她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文盲。

将这样一些罪责、伦理、政治、历史负担等问题，放进一个看起来是爱情故事的框架之中，能够揉合得那么好，那么自然，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从中也可以见出诸如此类的深刻话题，并不是有人认为的是电影或者小说所不能承担的。相反，在处理这些话题上的每一步小小进展，才恰恰体现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创造力。顺便地说，中国的创作者包括电影人在这方面则显得不够自觉，在相关问题上知识界的讨论进展到什么程度，如何运用这些进展作为精神背景，做出自己的从容应对，几乎看不到什么动静。我手上的这个中文译本《朗读者》，前面有一位著名大学教授的“序言”，如果不是为了“立此存照”，我会随手将它撕掉。那样一种自娱自乐的小感觉，实在不配放在这本书的前面。

2008年3月份在德国上映的《浪潮》（又译《恶魔教室》），导演丹尼斯·甘塞尔（Dennis Gansel）是一位34岁的年轻人，2004年拍过一部影片《英雄教育》，关于1942年一所纳粹军官预备学校的故事，获巴伐利亚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德国电影节最佳剧本奖，人们惊讶时下沉湎于享乐与电子游戏的年轻人怎么会持续关注上个世纪的纳粹现象。当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便以一种毫不犹豫的口吻说道：历史会在当下重复。当人们遭受贫穷、不幸或者其他原因，便需要一个看上去能够使他解脱的团体。几年之后他用影片进一步回作出回答。

正如影片开头所表明的，这个故事来自真人真事。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高中里，教师罗恩·琼斯为了让学生们理解法西斯主义，大胆地进行了一场试验，在五天的时间之内向他的班级灌输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和纪律性，最后导致的却是不可收拾的混乱结果。1981年这桩事情被写成小说《浪潮》，继而美国广播公司又制作了电视系列短片《浪潮》。由来自德国的年轻导演再次激活这个话题，则更加具有意义。电影剧本也由导演本人撰写，细节极为饱满、富有层次和有说服力，为极权政权如何诞生这种看似复杂的理论问题，提供了一部形象版的简易教科书，纪录片的拍摄风格也使得影片虎虎有生气。2008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独立电影节）上放映年轻导演的这部影片时，当年实验的发明人罗恩·琼斯出席了首映式。这样一部影片，也居然在德国获得了年度票房冠军。

这门叫做“独裁政府”的选修课与另一门课“无政府主义”一样，原意都是为了培育年轻人的民主观念。课堂上的高中学生对于“第三帝国”这类话题听得厌烦了：“又来了”。“这种事情反正不会再发生了。”“又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背负着罪感？” 实际上学生们所厌倦的不仅是这类话题，而是还有更多。酒吧里两个男孩这样的对话，多么像发生在上海或者北京的同样一幕：“我们这一代人想要反叛却找不到方向，因为所有价值观都不存在了。我们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团结在一起的目标。”因此在年轻人party上喝过量的酒、作出猥亵的动作、有人吸大麻，寻求不同刺激，这也并不奇怪。

对于赖纳老师的针对性措施，我们就不应该感到陌生了，而是熟悉得不得了，因此，开头看这部影片是带着微笑的。第一步，将原来分散的圆桌式的课桌，集中为全部面朝黑板，取消任何其他的“课堂中心”；第二步，确立老师的最高权威，发言之前先举手，得到老师同意之后起立发言，原先直呼其名“赖纳”要改为“文格尔先生”；第三步，“一起跟我做双腿运动”：“左、右、左、右、左、右”，教室里立刻发出雷人的咚咚声响。这种做法还有一个顺便的作用，就是向别人示威，文格尔先生进一步启发道：“维兰德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课就在下面，我想让我们的敌人吃吃天花板上落下来的灰尘。”在体验与他人的界限和区别中，教室里的脚步声更欢了。 为了使得“我们班作为一个整体”而更加突出，重新安排的课桌根据这样的原则：一个“好同学”搭上一个“坏同学”。

不同意见之间的争执，开始于是否需要穿上统一的“制服”。白色衬衫与牛仔裤，这不难办到，赞同的女生还给出了充足的理由：原来每天上学，需要考虑今天穿什么衣服，现在统一服装，便不需要操心了。同为女同学的卡罗则不同意，她从镜子里看出白衬衫不适合自己，内心深处也反感这种统一着装：“制服排出了差异，也排除了个性。”一个外号叫做“软脚虾” 的男同学胆小懦弱，给别人弄来大麻却不敢收钱，在这项驱赶孤独的集体主义活动中（文格尔先生命名为“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他感到兴奋莫名，甚至将自己的其他衣服点上汽油，烧得精光。

穿上了统一服装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的团体命名：“恐怖小分队”、“梦想俱乐部”、“觉醒者”、“海啸”、“基石”、“核心”，人人都有一种自己正在干一件大事的感觉，最后决定取名“浪潮”，本片片名来源于此。统一服装、名称之后，接下来还要有统一的标志，男孩子们在夜晚将这标志贴编了大街小巷，有一条还出现在正在建设的高层市政府大楼建筑工地上，并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最后一项是统一问候手势，右手在胸前先俯下然后抬起，令穿上白衬衫的男孩女孩觉得很好玩，也很自豪。

学校有其他老师对于文格尔实验感到反感，包括他的妻子。但是，恰恰有家长来信支持，说自己的孩子这几天精神百倍，面貌焕然一新。学校的教务长对这样的来信表示满意。后来有一位同学写下的有关体验，令人想起了文革时期我们这里年轻人的同样的感受：“这几天的经历很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再重要，‘浪潮’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份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然而，事情并不能够以个人一时一地的主观感受作为判断尺度。需要问的是，这个理想和目标要将这些年轻人带往哪里？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种团体，需要不停地制造异己和敌人，不让组织之外的人加入他们的活动，哪怕是玩滑道这样的游戏。很可能，赖纳·文格尔先生一度也有些不能自持了。从未有过地被他人抬到这么一个权威高度，他多少有些顺水推舟，有些飘飘然，这才爆发了妻子与他之间一场争吵：“这段时间你变成一个混蛋。”“你通过崇拜而利用他们。”紧接着战场在班上一对男女同学之间展开。始终冷眼旁观、保持批判性的卡罗，被男友打得面部出血。男友开始反思卡罗所说的，这一切都失控了。

五天的实验结束，本来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但是成员们对于这样罢休感到不甘心。他们觉得需要开一个大会，讨论‘浪潮’的前途。当被称之为“叛徒”的学生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到主席台上，身为教师的赖纳开始发话，承认自己做得过火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如果我说杀了他，你们就杀了他吗？”“回到我们原先的讨论——这样的独裁专制在今天是否能够再现，而这不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吗？“我们以为高人一等，将所有反对我们都排除出去，……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来。”他继而宣布“浪潮结束”。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软脚虾”最不能接受解散“浪潮”的事实，在开枪打伤同学之后，他饮弹自尽。

在“恶魔教室“中呼唤出来的人性中的魔鬼，并不能够适时回到原处；没有人挑战的至高权力，最后变得不能控制自己所释放的局面。这场试验的其运作原则，其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树立权威、整齐划一和排除异己。在网上看到年轻人将这部影片又称之为《纳粹速成》，这里没有见过纳粹的另一代人，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彻底远离了这种病毒。

这部影片有力地说明，所有这些导致灾难的因素，导致极权政府产生的因素，并不在别的地方，人们用不着到别处去寻找它们的起源，而就是埋藏在人们自己的人性深处，与人们自己人性中的黑暗一一相对，在人们自身人性中拥有肥沃的土壤。当然，它们也需要某些现实的浇灌，比如感受无聊、失落、孤独、空虚，这一切很容易被这样那样的名目收编，经常是它们单等一声号令，马上倾巢而出。顺便需要指出的，并不是所有人与人的联合，都只能导致类似灾难。人们总是在求互相支持与联合，分而治之是专制统治惯用的手段。区别在于，是一个允许个性与差异、包容五光十色的共同体，还是只允许一种颜色、一个权威的那种团体。

假如纳粹的现象也有可能重来，那么，其他还有多少历史可以再度上演呢？我们对于自身人性的估计，需要多么悲观才能够与之相适应？想到这个问题，不免令人倒吸一口凉气。无论如何，感谢这部影片，在今天给人们提供了诸如此类的思考。